校友毛江凡:在文字间且歌且吟
2017-06-05 作者:adminuser 来源: 浏览次数:0
毛江凡,男,1972年生人,籍贯浙江江山,记者、作家。1991年9月入读赣江大学(现南昌工学院)文秘专业。2000年起进入江西日报旗下信息日报工作,任首席记者、部门主任等职10余年,现任《信息日报》新闻部主任。
毛江凡同时系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西杂文学会会员、南昌市作家协会会员、南昌市散文学会常务理事、南昌市诗歌学会理事等。2015年成为“南昌诗派十六家”人选(南昌市作家协会评定)。有大量诗歌、散文、评论等作品散见国内各报刊和各种选本。现居南昌。
一
如果说2217年前的春天,西汉大将灌婴以胜利者的姿态,金戈铁马、气宇轩昂,率领他的千万大军浩浩荡荡踏上南昌这座将由他始创的城池的话;那么,1991年那个异常酷热的夏天,作为一个19岁的少年,我在一趟开往南昌的绿皮火车上,挨挨挤挤地站了10个小时后,双腿打颤地爬下火车,第一次站在这个城市的土地上时,除了疲惫不堪一脸恍惚,还有对这座陌生城市,一种没有来由的恐慌与茫然。
火车上的一夜,让这个少年如同经历了一生;而火车站广场炫目灼热的阳光,在我的内心按下了与这个城市命运交集的第一个烙印。
大路在前,已经不可能回头了。我扛着两个怪异的蛇皮袋(那里面有母亲一针一线给我缝制的被褥,还有我喜欢读的一摞摞的书),像扛着两个炸药包,在路人异样的眼神下,一路打听,终于一步步挪到就读的学校——赣江大学。
与南昌这座城市的情份、情缘,就这样不期然展开了。且一厮守,就是25年。
二
母校赣江大学坐落在青山湖畔,学校初建不久,校园不大,只有两栋楼,还是租赁的,设施也简陋,但对于一群求知若渴、青春勃发的年青人来说,倒不是太在意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,物质很贫乏,精神却可以高蹈。正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,学的又是汉语言文学,大多在高中时代就开始诗歌写作,正如杜甫所言:“诗是吾家事”,所以,游湖之余,每个人心中的诗情、诗兴也被激发了出来。那个时候,朦胧诗正席卷中国大地,舒婷、北岛、顾城,一个个响亮的名字,成了每一个年青人心中的偶像与膜拜。
那是一个属于诗歌的年代,我们这些从乡下、县城来到南昌高校的孩子,土气还没有脱去,诗心却被超前激发出来,后现代、意识流、新写实主义、新生代等等时尚的诗歌流派与名词,被我们挂在嘴上,我们尝试着用不同的手法来呈现我们的诗歌意象,有争论,有商榷,和而不同。我们对着青山湖吟诵诗歌,我们爬上梅岭的山巅上挥洒诗情,我们成立诗社,还节衣缩食,四处筹钱自费出版诗歌报。
那个时候,热爱诗歌是一件高尚的事情,是被高看一眼的,也是可以大大方方说出口的。不少写诗的家伙,都有一批女粉丝,也还真有美女同学慕诗名而主动追上门的。那个时候,南昌也已经有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青年诗人。其中以倡导新古典主义写作的程维,为当仁不让的标志性人物。我们几乎每周都举办诗会,也请程维、王治川、张云、拓荒梨(李和海)等诗人走进校园讲座。授完课后,大家依然诗兴勃发,往往都会把诗人老师留下来吃饭,但实在没有什么好招待的,我们只好把课桌拼在一起,摆成长长的餐桌,把食堂仅有的几个菜悉数打来,直至锅底朝天,我们还扛来一捆捆的啤酒,疯了一样的追着老师敬酒,疯了一样的大碗干杯。那个时候,每一颗纯净的诗心芬芳着,每一个梦,都带着月光的情怀和气息。
往往不到月底,我们这些自以为高尚的缪斯追随者,口袋就已经瘪的一张饭菜票都没有了。有一次,正逢要出诗报,但费用无着,饭菜票也没了,我和诗社社长黄皓走投无路之下,想到了卖血。经过打听,第二天一大早跑到一个叫文教路的地方,那里有个血站,我们到的时候,门口早已经排成了长队,都是来卖血的。那时候卖血还是正常的一种社会现象,医疗供血主要靠这种方式。轮到我和黄皓,我们撸起袖管,正准备把一腔热血献出去,工作人员的一番话,给了我们当头一瓢冷水,原来,卖血都得出示健康证,即第一次要抽一管血进行化验,还要交一笔不菲的费用,本来就是口袋空空,想来整点钱的,没想到还要先花上一笔,无奈之下只有悻悻打道回府了。
有诗歌精神支撑,血没卖成,我们的诗报却还是如期出版了,那个时候已经学会了赊账与借钱,我们几个主要成员因常常在校门口小饭馆吃饭,和老板混熟了,不仅吃饭的钱可以月底结,居然还可以借到钱。而我和另一个诗兄徐庆平,为了筹钱,还跑到南昌万寿宫,批发来西装、鞋袜,趁月黑风高,混进其他高校宿舍售卖,倒也利润不菲。只是后来经常被宿舍保安抓住,不仅衣服被没收,还被训斥数落,这门生意也就不了了之。
三
精神虽然伟大,却总得回归现实。几年学业一晃而过,大家很快就将毕业散去。写诗是一种爱好,却无法成为一份工作和谋生的手段,我们也只有被命运安排,直面日常生活。黄皓最初做销售,后来去了深圳,经营着自己的事业,华丽转身为成功的商人,和诗歌已经很少打交道,。今年他回南昌我们相聚,抽烟、喝酒、唱歌,谈各种好玩的事,还说说段子,但就是没有谈起诗歌,不是他不说,而是已经没有了那一种情境和氛围。不独是他,我又何尝不是。
生活像一块巨石,推着我们向前。我从学校出来后的那几年,为生计忙碌,混迹于南昌各行业,我做过销售,一天跑20家单位向他们推销家具,还卖过灯具,最落魄的时候,做过餐厅服务员,还做个游戏机公司的试打员,我在各个跨度巨大的行业间游走,渐渐地心灵越来越粗糙,与诗歌也就越来越远。
那时候,有两件事频繁发生,一个是换工作,一个是搬房子。最远的一次,我搬到青云谱的石马村,紧靠着八大山人纪念馆,却从来没有进去过。在我即将搬离的一个冬日,我终于去了,现在还记得倚靠在一棵大樟树下八大山人的墓碑前,默默地坐了一个下午,泪流满面。
还有一次,我和同班的同学熊理华合租在热心村一间民房的屋顶阁楼,阁楼的旁边,是另一间小阁楼,那里面关着2条大狼狗。一开始,每次走过门口,大狼狗都会对我们怒吼,把我们吓得半死,半夜也会时常嗷叫,气得我们一次朝它们的铁栅栏里撒了一泡长长的尿,这才把它们镇住,从此才老实多了。和我合租的熊理华同学,工作是汽车销售,很辛苦,我们白天各忙各的,下班后用煤油炉煮面条吃,经常遇到面条煮到一半,煤油没了,我们只好将就着,也能将一锅夹生面干掉。房间只有一张床,我们睡一头,有一天深夜我翻身醒来,睁开双眼,发现他也醒着,我们四目双对,距离不超过10厘米,月光从窗棂外打进来,我们目光如炬,发现了彼此的惊惧。值到前几年,同学毕业20年聚会,我问他还记得这个场景不,他早已不记得了。如今在南方发展的他,事业一路走高,同样是成功人士了。
1996年,生活开始有了一些变化。在诗兄牧斯的举荐下,我进了一家行业小报,做起了记者和编辑,终于和文字打起了交道,虽然离文学还有些距离,然而毕竟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一件事了。
但生活的窘迫仍然无所不在,工资很低,物价很高,上班的地方在南昌福州路,附近房租太贵,我只好仍然游离在城市的边缘,先后租住在刘堡村、长春村、星光村、顺外村、张燕村,我像一只固执的蜗牛,背着重重的壳,在城中村之间爬行。套用余秀华的一句诗,我穿过大半个南昌去睡你,差不多把南昌的城中村都睡过了。
后来,单位一个热心的大姐,帮我介绍了一个新的居所,地点在工人新村,在南昌火车站的背面。虽然也是村,但毕竟是连片小区式的单位楼房了,给我高大上的感觉——终于能住上城里人的房子了。房租也很便宜,一室一厅一个月只要60元。单位大姐告诉我,房东是个女的,是她以前的同事,搬到别的房子去了,才空了出来。我且不管那么多,只有感激的份了,于是欣欣然,很快就搬了进去。房子在一楼,说是楼房,其实也很阴暗、潮湿,给人逼仄的感觉。房子独门独户,在唯一卧室的一面墙上,开了一个有木门的橱柜,离地面有2米多高,木门上着锁。刚搬进去时,并没有太留意这个橱柜,后来有几次想放东西,就想这橱柜干嘛要上锁呢,但也没有放在心上。
就这样,在这里一住就是2年多,女房东也从未见过,房租都是单位大姐转交。很偶然的一次,我听院子里邻居们聊天,把我惊出一身冷汗。原来,我住的这套房子,男主人是个水手,一出海就是一年半载,和女房东的关系并不好,后来不知什么原因,也许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后,男主人就在我住的卧室的门框上上吊自尽了,女房东办好后事,把男主人的骨灰盒往卧室的橱柜里一放,上了把锁,就搬走了。可怜我还以为捡到了大便宜,就在这间卧室陪那个倒霉鬼住了2年多。我并不相信鬼神,但也不能再无视这诡异的现况,我决意搬走。单位大姐其实也不知情,我亦不怪她,我把这样的经历,当成一次生命中的奇遇,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场奇遇啊。
四
很快,新世纪来临了。2000年,经过四年在行业小报的历练,我获得了快速的成长。我还收获了爱情,有了自己可爱的女儿,在南昌,这个我当初扛着两个蛇皮袋懵懂到来、茫然无措的地方,我还拥有了自己的处所,在自己的努力、家人的帮衬下,我买了房,不再在城中村东奔西走,我还把自己的户口迁来了,加深了与这座城市的缘分,走在大街上,也没有了那种惊慌不安的感觉。
2000年7月,我考入现在的单位,一家曾经令人刮目相看的主流媒体。多年的积聚开始爆发,我成了别人眼里天生干新闻的人。作为深度调查记者,在新闻的道路上,我开始高歌猛进。我的报道救下过死刑犯,促成过法律的修改;我报道过的事件,数次被《焦点访谈》关注;我写下的舆论监督稿件不计其数,曾被公安局列入黑名单,公安系统见到我的名字一律不接受采访;法院的一位主管宣传的领导也曾气势汹汹打我电话,警告我“你的亲戚朋友最好不要犯事”。我也曾在一天接到100多个读者电话,对我的报道给予声援与激赏;我曾从一位70岁老人颤巍巍的手中,接过一面锦旗,上面写着“有困难,找记者”;6年,我从普通记者干到首席记者干到部门主任,我收获了我想要的所有新闻奖,我成了别人眼中大名鼎鼎的记者,没错,不止十个人对我这样说过。
但我并不快乐。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我的内心。
对我来说,新闻只是理想的一部分,谋生的一份工作,我内心最大也是最放不下的情结,仍是诗歌。她就是蛰伏心灵深处的那个固执的小虫,时不时就会醒来,并轻轻地咬我一口,任由我百般躲避,亦无法摆脱,这就是宿命。
新世纪以来,直至2010年前,诗歌离人们越来越远,被诗人们日渐疏离,被世俗的人们摒弃。但在这个城市中,亦有诗人们在坚守,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。诗歌活动并不多,很多年没有再提笔写诗的我,更是很少参与诗歌活动。只记得在2004年的样子,有一次我和牧斯、傅菲、彭华毅等几个诗友,应邀在诗人万箭飞家中小聚。早就听闻万兄性情豪爽,一向好诗尚义喜酒,是南昌城诗人中难得的侠义之士。他家住在东湖边一个叫算子桥的老旧棚户区里,房子是那种木板搭的两楼,走在楼梯上,咯吱咯吱响,好像就要散架的样子。万兄七尺汉子,虎背熊腰,却在楼梯上健步如飞,说断无危险。他做了一桌菜,摆上了好几瓶烈酒,好几捆啤酒,直喝得我们七荤八素找不到北。万兄喝酒还经常定规矩,不准上厕所,等我们实在憋不住了,他一转身,随手扯了个脸盘过来,现场直接方便。他说,琴棋书画诗酒茶,写诗的人,不喝酒像什么话呢?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豪爽侠义之人,却在2011年1月3日突然离世,终年仅52岁,实乃痛惜。
还有一位老诗人叫陈太顺的,他住在南昌郊外一个叫乐化的地方。一次我们几个人去看他,他高兴地像个孩子一样。在他的书房里,我看到他的诗稿一摞摞,堆满了好几个大书架,他几乎天天写诗,还在屋后的山林间习武耍枪,也开荒种地,俨然一种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境界,令我们好生羡慕外,就是深深的汗颜。
五
好在否极泰来,2010年后,特别是随着新媒体传播的可能性被一次次突破,我惊喜地发现,诗歌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在逐渐回归。网络上,大量的诗歌平台开始涌现,微信诗群刷爆了朋友圈。身边的这座城市中,一个个弃笔多年的诗人开始重新拿起笔,越来越多的好诗如雨后春笋,呈现在人们的面前。南昌乃至江西,这片曾经的诗歌高地,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派——江西诗派的诞生地,重新迎来了诗歌的盛宴。谷雨诗会、端午诗会、中秋诗会、瑶湖诗会……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,悉数登场,应者云集;江西年度诗人、南昌诗派十六家、诗江西等等评选与流派隆重推出,《南昌诗选》、《江西年度诗选》等公益性诗歌年选不断出炉,指引与推动着诗歌运动的向前;南昌的诗人们,越来越多地聚拢在一起,吟诗、喝酒、沟通、交流,这座城市的诗歌精神再一次被鼓动,诗人们的激情再次被激发,诗意之城芬芳绚丽。
如今,当年踏足这个城市的19岁少年早已不见踪影,在时光魔术师的镜子里,我已经变换成一个身形虚浮、头发稀疏的中年大叔。然而,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。毫无疑问,我同样重新拿起了笔,书写属于我的灵魂诗篇。最近的这五年,我认为我写出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好的诗歌,而且我相信,我还能写的更好。
现在,只要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,我就能隔着赣江,望见对岸滕王阁的胜景。江水滔滔,不知带走了多少前尘往事,而落霞与孤鹜仍在,秋水与长天仍在,那些诗篇仍在,一代代的追随者,仍在!
我热爱这座诗意之城,热爱自己的母校,热爱那些曾经绚丽与不羁的青春。我同样热爱这里的每一个人,以及我所经历的每一件事,所有的故事都散发着诗歌的光泽与质地,都有诗的忧伤与快意,都有与这个城市命运交集的烙印。我感恩这座历史深远的城市,并感怀她给予我的痛与爱,感念我以及我的诗友们在这里的诗意栖居。当我回望,这一切的一切,都值得我深深地致敬!